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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斌（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回顾2021年，我国经济总体保持从新冠疫情冲击发生后的恢复态势，全年GDP增速维持在8.1%的高位。虽然受疫情和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但随着经济逐渐的步入转型升级阶段，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整体投资增速平稳，结构进一步优化。同时，在全球供应链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情况下，得益于我国有效的疫情防控，进出口增速大幅上升，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较高速的发展中仍然存在着隐患，虽然劳动力市场持续回暖，收入平均水平上升，但收入差距扩大，消费增长乏力，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随着多国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2022年我国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可能重新调整。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宽幅双向波动，但随着美国通胀压力增大，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提升，人民币长期贬值的压力不可忽视。
对于2022年的经济展望，笔者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基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即大概率情况下，2022年我国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5.5%，CPI增长1.8%，PPI增长3.9%，GDP平减指数增长3.2%，消费增长6.5%，投资增长5.1%，出口增长11.3%，进口增长11.8%，但考虑到“双碳”目标的严格执行、民营企业违约风险的上升、房地产税推进、疫情防控的科学有效、有效竞争以及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时度效”等因素，课题组作出如下6种情景分析：
情景I——假设我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初期阶段更加严格执行减排政策。较高的碳减排标准造成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分别较基准下降0.1个百分点，导致全年GDP增速较基准情景下滑0.1个百分点，为5.4%。
情景II——假设民营企业经营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投资增速较基准下降0.5个百分点，导致全年GDP增速较基准情景下滑0.3个百分点，仅为5.2%。
情景III——假设我国房地产税政策加速落地，改革措施将给宏观经济造成短期阵痛，通过影响二手房市场和租房市场使家庭消费降低2个百分点，导致全年GDP增速比基准情景下滑1个百分点，仅为4.5%。
情景IV——若疫情常态化管理的防范和预防措施更加科学有效，降低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导致2022年消费增速比基准情景提高0.5个百分点，并带动投资增速比基准情景增加0.2%，全年GDP增速将较基准提升0.3个百分点，达到5.8%。
情景V——假设资本监管政策到位，有效竞争推进，劳资环境改善，使收入差距下降0.02个单位，消费增速较基准提高0.8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速较基准情景增加0.4个百分点，达到5.9%。
情景VI——假设政策调整和推动改革更加注重“时度效”，努力做到科学有效，发挥出“高效能”，消费和投资增速较基准分别提高0.5和0.7个百分点，全年GDP增速将较基准提高0.6个百分点，达到6.1%。
具体从宏观经济的各个分项来看，首先受到新冠疫情低基数效应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迅速回升，在3月达到34.2%；然而进入下半年，在报复性消费逐渐褪色之后，消费呈现相对乏力的态势。今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累计增速为14.9%，两年平均累计增速为4.0%。课题组分析，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分化，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原因。在疫情的反复下，以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类消费亦呈现同比增速下滑的趋势。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汽车类消费在下半年出现同比大幅下降的态势。2022年，随着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继续推进，分摊计税的延长以及疫情防控能够更加精准有效，笔者及课题组认为消费增速可以继续维持较合理增速。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速为3.9%。从三大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低迷。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速明显高于整体投资增速，成为制造业投资加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明确支持“专精特新”的北京交易所自开市以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生态发生了积极变化。股票平均上涨98.9%，几乎翻了一倍，财富效应初步显现。因此，在2022年中，在继续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基础上，预测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不减，相关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产业的投资规模有望继续扩大。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稳增长和保就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受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货币政策“一是充足发力，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二是精准发力，金融部门不但要迎客上门，还要主动出击，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主动找好项目，做有效的加法，优化经济结构；三是靠前发力，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因此，预测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在“稳”的基调下在2022年中有望稳步回调。
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在2021年中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总体稳中有降，企业付息压力似乎有所缓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营企业的违约率在2020年不升反降，但进入今年以来民营企业违约率持续上升，2021年11月末民营企业的违约率为7.1%，较去年末上升0.73个百分点，这主要和今年前三季度信用环境较去年有所收紧且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有关。更重要的是，快速上升的经营风险可能通过违约、破坏投资信心、收缩劳动力需求等渠道放大经济下行的压力，造成更大的经济衰退。基于此种风险，202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重视企业的经营性问题，今年年初的货币政策基调以及刚刚的LPR利率下调都是对于企业在2022年经营的利好消息。笔者认为2022年企业的融资成本将进一步下降，同时稳健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将在今年促进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从债务的角度来看，截至2021年11月，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额7.18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6.26万亿元增加14.7%。如果把城投债余额12.83万亿元也计入地方债务，则地方显性债务余额达42.81万亿元。展望未来，当前大量的地方债务会给未来带来较大的偿债压力，显性债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省份已达20个。从2021年到2026年每年显性债务到期额均超过4.5万亿元，其中2022~2024年分别高达5.25万亿元、5.59万亿元和5.83万亿元。通过再融资债券借新还旧很难消化如此巨额的还债负担，未来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还将逐渐累积。同时受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在2021年中大幅下滑，将造成地方政府还债压力的进一步加大。因此，进一步加速财税制度改革将是2022年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
最后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伴随着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恶化，我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也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5以上，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的位置。构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是调节收入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手段。在初次分配中，2017年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1.3%，在209个国家中排名7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分配对收入不平等具有良好的调节能力，跨国数据显示，税后基尼系数均较大程度的低于其同一时期税前基尼系数。我国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程度逐年加深，财产税税收体系仍有待完善。相较于欧美各国，我国应该在收入分配上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即能做大蛋糕又能公平分配蛋糕的经济发展道路。
自2008-09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拉动经济三驾马车的视角出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进出口拉动转变为投资拉动，特别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高速增加的投资支出在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改善了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债务等潜在隐患。与此同时，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客观规律，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渐下滑。由于此经济发展阶段同时叠加了不确定性较高的国际环境与新冠疫情，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新的下行压力较大。
因此，在短期内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上还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基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财政政策需要出台面向基本民生的收入补贴措施和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提振消费需求；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对中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扶持，防止经济进一步分化。从长期来看，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从过去更注重量的增长速度转向更注重质的提升和增长的持续性，且更强调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发展模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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